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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任何一个神秘专家眼中，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都是可怕的。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，往往你意识到了将会有这么一场献祭，而你找到了蛛丝马迹，也最终抵达了献祭的场所，明白了献祭的关要，可就是距离阻止它总是差上那么一步。这些献祭仪式一旦开始，哪怕被中断，无法完成理论上应该产生的效果，但即便是产生了偏差的效果，也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末日真理教的目的。
越是经历这些献祭，越是尝试去阻止仪式，越是深入研究为什么自己不能彻底阻止，就越是会从自己的失败中，看到某种隐约的东西，它无形无状，却渗透在自己所有的行动，渗透在所有在当时切身的想法中——为什么自己当时会那么想呢？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选择，自己却偏偏选择了那一个呢？那不是被蒙骗的结果，而是哪怕再来一次，自己也仍旧会那么选择，可是，正因为这一个个必然的选择，导致了结果也成为必然。
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一旦开始就无法彻底终止，正如末日不以个人的意愿和努力步步逼近，这些献祭仪式就仿佛是末日脚步的回响。如果可以在它开始之前就将其根除就好了，这么想的人也有不少，可是，如何才能在末日真理教开始献祭仪式之前，就根除仪式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呢？即便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有一定固化的形式，已经被神秘专家琢磨透了，可是，反过来说，当人们发现这些形式的苗头时，也往往意味着献祭仪式已经在进行——这个进行并不仅仅是仪式启动的过程，而包括了筹备的过程。
归根结底，已经有许多神秘专家相信，当一个人察觉到献祭仪式存在的可能性时，这个献祭仪式就必然存在。也必然无法阻止。所有当事人可以做的，仅仅是竭尽全力，让献祭仪式无法以最理想的方式展开，让其无法得到理论上的效果。减少人们在献祭仪式中承受的苦难。
仅此而已。
放在这艘大船上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当包括高川在内的任何一个船员或乘客，从某种蛛丝马迹中，意识到敌人有可能是打算在船上进行献祭仪式的时候，就必须承认。这个献祭仪式一定存在，并且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已经不能阻止了。献祭仪式的结果，一定会让许多人跌落的深渊中，立刻死去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较好的结果，最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种求死不能的痛苦。
以“献祭仪式已经开始”为前提，所进行的每一个行动，都不是为了扭转献祭仪式所带来的必然恶劣的环境。而是为了拖延它开始生效的时间。
也许不能阻止一个可以预见的坏结果的到来，但是，如果努力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支撑更长的时间。
这本就是这次行动的本质——己方支撑得越久，只要抵达澳大利亚周边海域，存活的几率就越大，放在全球战略布局上，对敌人的打击也就更沉重。这艘名为新泰坦尼克号的大船所执行的计划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庞大连锁计划的一个环节。
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。
上船的人无论以前是做什么的，来自什么地方。带有怎样的想法，都应该明白这一点。
一旦登上这条船，就是需要面对一个船毁人亡的结局，能够活下来的人。一定是少之又少。一如船名所暗示的，过去某条同名的游轮所遭遇的情况一样——在无可预知的情况下，因为某些看似偶然又实则必然的因素，终将撞上巨大的“冰山”。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，船员和乘客都是被筛选过的。登船后也没有什么事先规定的严苛规矩，仿佛一切放任自流。因为，船上的人们所要面临的严酷挑战，将会形成一个死牢般的压力，迫使他们自行结束那放任自流的状态，以最契合当时情况的方式变形，变化，变态，建立起一个也许不是最完美，但一定最切合实际的行为思想规则——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这种濒临死亡的极限调整或许是一种天方夜谭，但是，登上这条必然沉默的大船的可不是什么普通人，他们被挑选出来，就意味着，做出计划的人相信他们会在这样的推定条件下，完成这样的变化。
针对特别的情况，做出特别的指示，选择合适的人选，本来就是一项计划最基础的核心。
如何才是“最合适的人选”呢？高川不清楚，因为，判断标准往往是复杂的。可是，哪怕他自己也有代入计划的设计人去推导，也不认为自己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善而正确的，是契合这个计划的真实设计人所想的。因为，“设计人”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这个计划不是一个人的智慧，而是集体的智慧。高川认为，构成整个“集体”的每一个个体，大约都是比自己更加聪明和周到的吧。
正因为这么觉得，所以，高川对此时大船内的每一次组织结构上的变化，都用沉默的方式去观察，而不是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想法，去硬生生改变这种变化。他十分清楚，只要自己站在这里，就是一个巨大的常量，这条船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无法避开的常量。
在此时此景中，自己首先是应该成为常量，而不是成为变量，高川是这么认为的。
所以，他坐视女军官的行动，不用自己的力量，去扭转既成事实的情况。因为他没有任何动作，所以，船长也难以进行太多的动作。
“为什么不连我的意识也一起干涉呢？”船长在委员会的成立尘埃落定后，曾经这么询问身为直接推动者的女军官。
女军官的回答是：“虽然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，但客观上并没有绝对证据来证明我是正确的。将船上的每一个人都纳入意识干涉中，或许会被人觉得是剪除了所有的变数，但是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又何尝不是死板到了没有任何余地呢？没有余地的东西，也就没有了可能性，不会产生... -->>
在任何一个神秘专家眼中，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都是可怕的。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，往往你意识到了将会有这么一场献祭，而你找到了蛛丝马迹，也最终抵达了献祭的场所，明白了献祭的关要，可就是距离阻止它总是差上那么一步。这些献祭仪式一旦开始，哪怕被中断，无法完成理论上应该产生的效果，但即便是产生了偏差的效果，也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末日真理教的目的。
越是经历这些献祭，越是尝试去阻止仪式，越是深入研究为什么自己不能彻底阻止，就越是会从自己的失败中，看到某种隐约的东西，它无形无状，却渗透在自己所有的行动，渗透在所有在当时切身的想法中——为什么自己当时会那么想呢？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选择，自己却偏偏选择了那一个呢？那不是被蒙骗的结果，而是哪怕再来一次，自己也仍旧会那么选择，可是，正因为这一个个必然的选择，导致了结果也成为必然。
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一旦开始就无法彻底终止，正如末日不以个人的意愿和努力步步逼近，这些献祭仪式就仿佛是末日脚步的回响。如果可以在它开始之前就将其根除就好了，这么想的人也有不少，可是，如何才能在末日真理教开始献祭仪式之前，就根除仪式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呢？即便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有一定固化的形式，已经被神秘专家琢磨透了，可是，反过来说，当人们发现这些形式的苗头时，也往往意味着献祭仪式已经在进行——这个进行并不仅仅是仪式启动的过程，而包括了筹备的过程。
归根结底，已经有许多神秘专家相信，当一个人察觉到献祭仪式存在的可能性时，这个献祭仪式就必然存在。也必然无法阻止。所有当事人可以做的，仅仅是竭尽全力，让献祭仪式无法以最理想的方式展开，让其无法得到理论上的效果。减少人们在献祭仪式中承受的苦难。
仅此而已。
放在这艘大船上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当包括高川在内的任何一个船员或乘客，从某种蛛丝马迹中，意识到敌人有可能是打算在船上进行献祭仪式的时候，就必须承认。这个献祭仪式一定存在，并且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已经不能阻止了。献祭仪式的结果，一定会让许多人跌落的深渊中，立刻死去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较好的结果，最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种求死不能的痛苦。
以“献祭仪式已经开始”为前提，所进行的每一个行动，都不是为了扭转献祭仪式所带来的必然恶劣的环境。而是为了拖延它开始生效的时间。
也许不能阻止一个可以预见的坏结果的到来，但是，如果努力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支撑更长的时间。
这本就是这次行动的本质——己方支撑得越久，只要抵达澳大利亚周边海域，存活的几率就越大，放在全球战略布局上，对敌人的打击也就更沉重。这艘名为新泰坦尼克号的大船所执行的计划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庞大连锁计划的一个环节。
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。
上船的人无论以前是做什么的，来自什么地方。带有怎样的想法，都应该明白这一点。
一旦登上这条船，就是需要面对一个船毁人亡的结局，能够活下来的人。一定是少之又少。一如船名所暗示的，过去某条同名的游轮所遭遇的情况一样——在无可预知的情况下，因为某些看似偶然又实则必然的因素，终将撞上巨大的“冰山”。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，船员和乘客都是被筛选过的。登船后也没有什么事先规定的严苛规矩，仿佛一切放任自流。因为，船上的人们所要面临的严酷挑战，将会形成一个死牢般的压力，迫使他们自行结束那放任自流的状态，以最契合当时情况的方式变形，变化，变态，建立起一个也许不是最完美，但一定最切合实际的行为思想规则——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这种濒临死亡的极限调整或许是一种天方夜谭，但是，登上这条必然沉默的大船的可不是什么普通人，他们被挑选出来，就意味着，做出计划的人相信他们会在这样的推定条件下，完成这样的变化。
针对特别的情况，做出特别的指示，选择合适的人选，本来就是一项计划最基础的核心。
如何才是“最合适的人选”呢？高川不清楚，因为，判断标准往往是复杂的。可是，哪怕他自己也有代入计划的设计人去推导，也不认为自己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善而正确的，是契合这个计划的真实设计人所想的。因为，“设计人”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这个计划不是一个人的智慧，而是集体的智慧。高川认为，构成整个“集体”的每一个个体，大约都是比自己更加聪明和周到的吧。
正因为这么觉得，所以，高川对此时大船内的每一次组织结构上的变化，都用沉默的方式去观察，而不是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想法，去硬生生改变这种变化。他十分清楚，只要自己站在这里，就是一个巨大的常量，这条船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无法避开的常量。
在此时此景中，自己首先是应该成为常量，而不是成为变量，高川是这么认为的。
所以，他坐视女军官的行动，不用自己的力量，去扭转既成事实的情况。因为他没有任何动作，所以，船长也难以进行太多的动作。
“为什么不连我的意识也一起干涉呢？”船长在委员会的成立尘埃落定后，曾经这么询问身为直接推动者的女军官。
女军官的回答是：“虽然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，但客观上并没有绝对证据来证明我是正确的。将船上的每一个人都纳入意识干涉中，或许会被人觉得是剪除了所有的变数，但是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又何尝不是死板到了没有任何余地呢？没有余地的东西，也就没有了可能性，不会产生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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